清官，宋有包拯，明有海瑞，人人皆知。
    千百年来，清官的出现总是为几乎所有人所期许，进而顶礼膜拜的。久而久之，似乎，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的能耐也就成了大青天们与生俱来的能力与担当。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两宋之前的数千年间，鲜有以一个"清"字闻名千古的臣子。西周吕尚，先秦商鞅，直至盛唐魏征，历代的名臣显相们所依凭的大多是一个“贤”字。而自宋代始见“清官”这一称谓。金代元好问中有“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只从明府到，人信有清官”的诗句。可自宋以降，跳过蒙元，我们看到的是历朝历代不断整吏治肃贪佞，而整肃方法也只有一个：杀一儆百。可贪官们前仆后继，蔚为大观。而有清一代, 更是清代不"清"，自康熙帝始，吏治问题一直困扰着统治者，并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当一个具有严密结构的制度化的社会出现了一个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首先应该审视的是这个制度的本身是否出了问题。众所周知，历朝的行政结构框架是秦始皇他老人家初拟的，各代均有修改但大体框架是承袭旧制的。而精神层面则不同，秦汉隋唐的治国理念基本上处于诸家争鸣，以用为先的状态。而到了宋代，儒家思想逐渐完成了自汉代开始的儒学纳入治国之术和心性学的发展，宋明理学在士大夫阶层占据了主流地位。而军人出身的赵匡胤鉴于唐末军阀割据亡国，对武人阶层抱有极大的不信任又导致了士大夫们成为精英政治的主体。自董仲叔独尊儒术开始的儒家理学一统天下，由此形成。之后，同始皇帝的行政构造一样，学术也被凝固了，继而被承袭着。偶尔遇些挑战小修小补一下也就过去了。
    儒家对于道德的推崇，可以被看作是道德标准的泛化。这种泛化，如果仅仅对于哲学派别而言，应该说是无伤大雅的。而且孔老夫子的思想原本就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东西。可是当儒家学说成为一个民族思想核心并且融入治国理念的时候，这种道德标准的滥用所造成的影响则是灾难性的。道德, 本应高于法律所允许的一种行为规范，这就决定了道德标准的高尚以及其达标难度相对较大。将法律标准或者用人标准提高到道德标准的同时，也是将各种现实问题简化成了单纯的道德问题。这种简化导致了法律标准，用人标准以及其他社会准则被大大地边缘化了，而道德标准的指标过高又注定法不罚众。结果，就是无法可依。对于道德外衣下的种种龌龊勾当的查处则完全依靠“人治”——上级的心血来潮，更上级的硬性指标，而更多的是沦为政治倾轧的工具。人治与治人，如同字面上一样，常常是一而二又二而一的东西。 （笑）
    清官，清贫或者清廉，并且常常是既清贫又清廉。怎么看，都是道德标准下的产物。我们丝毫不否认清官与能吏集于一身的可能性，但是当一个人被称为清官并且以清官之名为世人传诵的时候，那么人们所膜拜的就仅仅是一个道德构架下的概念，与能力无关。换句话说，一个清官是否同时是个能吏，完全取决于运气，国家的运气，百姓的运气。就这一意义上而言，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历来有能力的清官是百姓向老天爷企求的。而鉴于前面说的保证官员清廉并且继续清廉的“人治”机制，我们可以说古来官员的素质几乎完全是依靠其自身的道德修养来维持的。所以于成龙道：经史子集千本万卷，无非仁义礼智四字，程朱理学滚瓜烂熟，无非天理良心四字。

    当一个制度所施行的社会完全依靠个人的道德觉悟来维系时，我们就很难称其为健全的制度。事实上，一个百姓呼唤清官的社会本身就是悲哀的。什么是制度，书本上的概念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体系。而老金对于制度的认识，最早来源于两个故事。
   （一）
    据说，英国维多利亚时期, 作为重罪犯流放地的澳大利亚接收着大量的犯人. 由于是海路流放, 政府没有组织专门的监狱船队而是付费雇佣私人船只运送犯人，按上船人数付款。于是许多船主为谋私利超员运载, 导致大量罪犯死在中途。发展到后来, 甚至出现船只将犯人抛入海中回港再运的恶性事件。于是，英国政府先是驻派官员到船上, 希望问题得以解决. 结果, 自然是贿赂与串通一气的勾当大行其道. 最后, 不得不撤回所有驻派官员。同时，政府部门却发现通过简单的改变付费方式, 将按上船人数付款改为按到达人数付款。这样船主就不得不保证犯人的生命安全。尽管犯人的船上条件依然很差, 但是死亡率被控制的很低。问题迎刃而解。

   （二）
    据说，在土耳其苏丹的御花园曾经饲养着四只猴子。不清楚出于什么原因，猴子的尾巴一律要求被折断。懒惰的看守突发奇想地教猴子来行刑。当有旧猴死去新猴入园时，原来的三只断尾猴就追打着将它的尾巴折断。于是，当这最初由人类折断尾巴的四只猴子都死去，其他的猴子却依然完整地执行这套折磨过它们的“洗礼”。尽管已经没有人知道这套东西最初的动机是什么，它又是怎么形成的。

    真实与否没有考证过，但是很能说明问题。第一个例子说明的一个优秀的制度它解决问题所依靠的是制度本身，而不是具体操作人员。一个健全的制度应该尽量设法排除人员个体因素对于解决问题效果的影响。因为人的素质始终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以不确定因素为基础制定的制度有其致命的不稳定性与脆弱性。事实上，在健全的制度面前最理想的状况是每一个人都是螺丝钉。（就象雷锋同志说的那样，呵呵）具体到廉政建设上，应该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制度上减少官员受诱惑的几率。如：通过结构调整减少个人权利把持某个重要节点的“卡脖子”现象，使行贿者减少目标等等。当然要完全杜绝贪腐就象要在阳光下没有阴影一样是空想，所谓水清无鱼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其次，就是要减少因为个人暗行为而导致的社会损失。也就是说制度应该对非廉正现象具有冗余度与容错性，这应该是一个制度脆弱与否重要性能指标。可惜，在一片反腐声中，没有了它的声音...........
    第二个例子则向我们展示了制度的沿袭具有的巨大惯性与盲目性。所以说改制这种事情，实在是异常艰巨的任务。

    还是无尘说的好，先正心，再做人；先做人，再做事。吾辈当以此自勉。

<罗嗦完毕>